(14)基于此，不同学者对行政过程的阶段性法律构造提出了各自见解(15)，虽然内容不一致，但均强调全面、动态考察方法的应用，据此发现和挖掘行政法教义学所忽略的过程要素，进而寻求建构一套更契合于现代公共行政之复杂性的行政法学理论范式(16)。
(41)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954-955页。行政机关对于管辖权规定所设定的任务负有执行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应遵守其界限。
《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第5条规定，中央编委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负责统筹负责党和国家机构职能编制工作，其主要职责包括研究提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和审定中央一级副部级以上各类机构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40)在行政法学上，组织权通常包括建制、设置和配置三个层次。配置则是指根据编制和财政预算的要求，具体配备机关所需人员、办公场地与物质设备等。(52)参见《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发改价格规[2018]988号)第3条。其次，三定规定的法律效力并不取决于其法律位阶，简单采用异名同质的鉴定方式只会加剧行政规范体系的混乱。
虽然三定规定不具备法的反复适用的特征，但却具有向未来延伸的法律效力。孟鸿志主编：《中国行政组织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3页。参见张友渔：为什么制定这部《民法通则》，《中国法学》1986年第4期。
立法之所以受到青睐也并非毫无理由。为了解决案件管辖权的分配问题，三部诉讼法都提供了相对明确的规则供当事人及法院选择和适用。现任全国人大机关服务中心主任袁吉亮10多年前也曾经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125]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1993年3月14日）。
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存在同样的现象。来源：《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
该原则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应当遵循的最重要的准则。宪法实施三十年来，三种程序之间的制度竞争使得立法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宪法发展方式。1983年，在制定《海上交通安全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克服来自交通部的阻力[26]最终在该法中赋予当事人在法院起诉海上交通主管机关的权利，[27]而立法者所找到的宪法依据便是第41条。[93]参见《民事诉讼法》（试行）第20条。
同样，法院也并未被明确地定位为行政权的监督者。[104]参见《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0条规定，违反上述义务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6～59页。在现行宪法颁布之前，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已经初步构建了管辖权分配以及争议解决的基本框架。
[137]胡锦光教授、王丛虎先生及王振民教授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若干重要决定视为宪法解释，周伟教授则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部分法律询问答复视为事实上的宪法解释。殷啸虎、房保国：论我国现行‘政策性修宪模式的局限性，《法学》1999年第12期。
例如，全国人大依据《宪法》第62条第（十二）项的规定行使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置的权力的结果不可避免会涉及地区之间行政区划的调整。全国人大有权撤销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条例、决定），但实际上撤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人大也从来没有撤销过。
第86条规定，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等等[14]。[103]这是我国法律首次对地方政府克以维护市场竞争的法定义务。从90年代开始，很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又纷纷出台了一些规范和监督人民法院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其中不乏开展个案监督的规则。[134]前注[113]，李鹏书，第260页。[52]参见《李鹏委员长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99年3月15日）。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根据宪法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规定的基本原则由法律规定。
但必要时可以根据十四大报告的相关阐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内涵作出宪法解释。[18]参见宪法修正案第11、31条。
苗连营：宪法解释的功能、原则及其中国图景，《法律科学》2004年第6期。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立法者对这种程序的偏好和依赖将与时俱进、与日俱增且难以轻易摆脱。
[136]然而，除了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事实上的宪法解释实践[137]之外，负有解释宪法和法律职责的国家权力机关却从未……对宪法的哪一条作过任何一次正式解释。专门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将有关案件交审判、检察机关处理，并要求报告办理结果。
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都非常强烈地意识到，由于宪法文本所确立的原则和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所以必须通过法定的方式使文本与社会发展尽可能保持同步。他首先认为，不能将宪法解释权理解为与宪法修改权同质的权力，因为两者在程序上对民意的要求相去甚远。[79]《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93年11月14日通过）。常安：‘摸着石头过河与‘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改革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宪法变迁，《法律科学》2010年第2期。
[32]参见《行政诉讼法》第5、 54条。在第四部分，本文将着重分析立法相对于宪法修改及宪法解释所具有的制度优势和竞争力。
[76]但是，无论在现行宪法制定之前还是实施之后，上述制度事实上都存在并运行着，只不过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未被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上去。立法之所以成为主流的发展方式，是由现实的制度需求、其他发展方式受限以及其自身所具有的制度优势综合作用的结果。
[94]参见《民事诉讼法》（试行）第21条至第31条。[99]这些管辖权协调规则的确立至少使得相对垂直的司法系统内部不同地区法院之间在案件受理、管辖方面有章可循，也有助于地方法院突破潜在的地区壁垒，其实质是通过调动司法系统纵向的动员协调能力解决横向意义上的体制障碍。
[139]前注[117]，韩大元文。[147]例如，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将齐玉苓案的批复予以废止。因此，其一方面并未明确否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上述功能设置，另一方面也未能明确地结合《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功能做必要的扩充调整和明确的宣示。[69]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2000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尽管一切法律……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150]但宪法并未规定应当如何监督全国人大的立法。 林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例如，第3条第四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116]这一点与两部基本法对修改权的设计差异很大，后者均规定对基本法的修改不得同国家对两地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
[1]第二种较为常见的描述及评价方式多以西方宪政国家以违宪审查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为参照指标，并以我国缺乏有效的宪法实施机制为由认为现行宪法并未获得实质性的发展[2]，此为违宪审查范式。[64]然而，对于各个层级的立法机关各自应当享有哪些立法管辖权（legislative jurisdiction）或立法权限这一重要问题，宪法文本基本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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